🌬南京解放后，一个阔太太乘坐吉普车来到35军军部，对门口的守卫说：“我是陈修良，请你们军政委何克希出来一下。”
1949年4月24日清晨，南京，一辆吉普车在解放军第35军军部门前熄了火，从车上下来一位穿墨绿旗袍、执象牙柄伞的女人，步态从容，像来赴一场寻常的约。
哨兵还没反应过来，她已经开口了：“我是陈修良，要见何克希政委。”就这么几个字。
几个小时前，这座城市刚刚结束22年的国民党统治，96万人里还藏着11万党政军特，专职特务近万，没有人知道，这位举止优雅的“阔太太”，是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。
更没有人知道，她包里装着整座城市的命脉。
何克希赶到门口时，陈修良已经从皮包里掏出一叠文件：两千三百七十四名党员档案、城防工事图、警察局花名册、银行资产清单。
何克希接过那叠纸，手沉了一下。
1946年春，陈修良接到华中分局的调令，丈夫沙文汉写诗送她：“欲得虎儿须入穴，如今虎穴是金陵！”南京城当时的中共地下组织已被破坏八次，八任市委书记牺牲。
她到了南京，化身“上海张太太”，租带花园的小楼，打麻将消遣，旗袍墨镜，举止优雅，官太太们在牌桌上闲聊，军官调动、军队布防，顺着这些闲话流进了她的耳朵。
这就是博弈论里说的“信息不对称”，国民党手里攥着明面上的力量，但陈修良做的是“嵌入”——不是正面对抗，而是把自己变成棋盘的一部分。
她从国民党高级特务的遗落手提包里拿到过军事密码本，连夜抄录三小时后完璧归赵，这事后来被党中央点名表扬，说在军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1948年9月，中央上海局指示南京地下党“积极进行策反”，陈修良瞄准的第一个人，是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飞行员俞渤。
俞渤愿意起义，但要求先入党。
换别人可能要层层审批、研究讨论，陈修良直接拍板：“人家同意起义，就是以实际行动经受了考验，完全可以入党。”
1948年12月16日晚，俞渤驾驶B-24轰炸机从大校机场起飞，绕飞总统府投下三颗炸弹，然后北飞石家庄，据说蒋介石得知后气得吐血。
这就是博弈论里的“囚徒困境”破解——别让对方等，等着等着胆子就小了，干脆告诉他：现在就站过来，这就是标准。
陈修良随后又策反了“重庆号”巡洋舰，蒋介石的“御林军”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，渡江战役前夕，国民党宣布封江，4月23日上午，陈修良的市委秘密电台接到35军电报：要船。
她立刻派人通知下关电厂、轮渡所的地下党组织，当天下午四点起，工人驾着船一趟趟开到浦口码头，连夜运送解放军渡江，到次日凌晨三点，35军一万五千人全部过了江。
整个过程不到十三小时。
4月24日清晨，陈修良穿着那身墨绿旗袍来到35军军部，身份揭示的那一刻，是三年潜伏的终点，也是法律意义上的“权力移交”。
在此之前，她有两个法律身份：公开的“张太太”，隐蔽的地下市委书记，这叫“隐名代理”——她以隐蔽身份代表地下党组织行动，却以公开身份作为社会存在的掩护。
现在，移交开始了。
两千三百七十四名党员信息、军事布防图、行政档案——这些“隐蔽资产”正式转化为新政权的“公开资产”，法律上，这是情报资产的完整交接。
五天后，5月1日，南京市委成立，陈修良交出最后一批档案，包括她四年写的二十四本工作笔记，市委组织部长问怎么处置，“烧了。”她说。
工作人员在院子里生了火，陈修良站在旁边，看着一页页笔记化成灰，上面记着国民党军队布防、发展党员的名单、各界人士档案，四年心血，半小时烧完。
何克希过来看了眼火堆，说了句“可惜了”。
“不可惜。该记住的，都在脑子里。”这话不是客套，四十年后，八十多岁的陈修良接受采访，问起南京解放时地下党员的数字，她张嘴就来：两千三百七十四名，一个不差。
她的回忆录里，关于南京解放只有三页纸，没提自己的功劳，只记了几件事：何克希收下了名单，电厂准时发电，暗堡被清除。
但秘书偷偷留下了三页纸背后的草稿，上面工工整整写着两千三百七十四个人名，陈修良说，这些名字不需要记住，秘书后来在日记里写：他知道，她一个都没忘。
南京解放后，陈修良申请去上海，只带了一个皮箱和一双布鞋。
下关电厂的老工人听说“张太太”是地下党书记，当场抹眼泪：“早知道是您，我们还怕什么国民党抓壮丁！”
最危险的身份，往往伪装成最无害的模样，当真相揭示时，冲击的不只是个人认知，更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。
陈修良临走前说了一句话：“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接下来看你们的。”地下工作的铁律：天亮之后，舞台交给公开战线。
最伟大的胜利，往往由最谦逊的退场来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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